1、開發區債務增長的機理研究——基于開發區邊界的精準識别
開發區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日益凸顯,其債務風險問題也日益成為關注的焦點。本文改進國家級開發區邊界識别方法,精準識别開發區内的融資平台及其債務,對融資平台債務增長的具體機制進行實證分析。通過夜間燈光數據等地理信息手段,該文精确識别國家級開發區邊界,并據此确定開發區内的融資平台及其債務情況。将“開發區升格”作為外生沖擊,實證檢驗了開發區融資平台債務增長的具體機制。結果表明,建設和發展過程中開發區融資平台債務顯著增加。一方面,産業升級轉型和公共服務設施完善的需求是開發區融資平台債務增長的重要原因,更好地支持了國家級開發區的綜合發展效果;另一方面,隐性擔保主體的變換和土地資産的支持也對開發區融資平台債務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時也增加了債務風險。此外,研究還發現開發區升格對周邊鄰近區域的融資平台債務增長存在溢出效應。
(文獻來源:毛捷,柏金春.開發區債務增長的機理研究——基于開發區邊界的精準識别[J].管理世界,2024,40(09):136-158.)
2、新一輪财稅體制改革的目标與路徑
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指導下,我國正着力推進以中國式現代化為核心的全面深化改革。本文基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現實需求,分析了财稅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改革的具體目标與實施策略。本文指出,财稅體制改革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确立與中國式現代化相适應的現代财稅體制是為充分發揮經濟體制改革對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牽引作用的關鍵之舉。該文強調,當前,我國财稅體制仍然存在中央與地方财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不清晰、轉移支付制度不完善等問題,新一輪财稅體制改革應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為邏輯起點,通過加強中央事權、完善轉移支付體系、深化省以下财政體制改革等手段,推動财稅體制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相适應。具體而言,新一輪财稅體制改革應當通過進一步深化财政體制改革、優化稅收制度和稅制結構、優化支出結構和完善預算管理制度等措施,為建設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堅實的财稅體制基礎。
(文獻來源:該文節選自馬海濤在《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筆談》的論述): [J].經濟研究,2024,59(07):4-53.)
3、我國增值稅改革經驗和進一步完善的制度設計
我國增值稅經曆了40餘年的改革,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增值稅模式。本文旨在總結我國增值稅改革的經驗,分析現行增值稅制度存在的問題,并提出進一步改革的方案。
我國增值稅改革的進程展現了獨特的改革經驗:在改革戰略上始終堅持不增加納稅人稅負的原則,在改革路徑上遵循從局部到全局、先試點後推廣的策略,在增值稅模式上采取增值稅專用發票制度,并形成抵扣型為主、征收率型和差額型為輔的混合型計征方式,表現出顯著的中國特色。然而,在我國增值稅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并積累了豐富經驗的同時,現行增值稅制度仍存在稅率檔次過多、減免稅政策繁雜、小規模納稅人稅負高、農産品免稅形成的隐性稅負等問題。因此,本文針對增值稅現存問題提出了進一步完善的制度設計建議:包括在未來進一步簡并增值稅稅率、清理不必要或繁雜的減免稅政策、對小規模納稅人和農業生産者農産品建立進項稅額補償機制等等。
(文獻來源:楊斌,王佳.我國增值稅改革經驗和進一步完善的制度設計[J].稅務研究,2024,(08):24-29.)
4、低稅率促進了企業正式化嗎?來自巴西的證據
正式化指的是企業遵守國家法律法規,進行正式注冊和納稅,并享受法律保護和政府服務的過程。這與非正式企業形成對比,後者通常不注冊、逃稅、不遵守勞動法規,且不在法律保護之下運營。巴西政府推行的“個體微型企業家計劃”(IMP)通過減輕稅收負擔和簡化行政程序,為非正規企業提供了轉型為正規企業的激勵。該計劃特别針對員工人數不超過一人的微型企業家,通過以下措施促進了正規化進程:(1)簡化行政程序:IMP大幅削減了企業注冊過程中的繁文缛節,使得企業能夠更快捷、更容易地完成正規化流程。(2)稅收合并:該計劃将多種稅收和社會保險繳費合并為單一的支付項目,從而降低了企業的合規成本和稅收負擔。(3)降低總體稅負:IMP通過降低稅率和提供稅收優惠,減少了企業尤其是微型企業的稅負。
該文采用雙重差分法,基于巴西勞動部的行政微觀數據集(RAIS)和巴西月度就業調查(PME)的個體層面數據,評估了IMP對企業正規狀态的影響。結果顯示,在稅收和行政程序簡化後,符合條件的行業正規企業數量平均增長了4.3%,這一增長主要是由于現有企業的正規化轉變。進一步分析發現IMP計劃雖然促進了企業的正規化,但正規化帶來的稅收增長并不足以抵消政府的稅收減免成本,表明正規化激勵政策需要更細緻的設計和評估。此外,正規化對企業收入的長期影響仍然是一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文獻來源:Rudi Rocha , Gabriel Ulyssea , Laísa Rachter. Do lower taxes reduce informality? Evidence from Brazi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8)
5、合規成本與稅收激勵:為什麼企業家會對規模相關的法規做出反應?
芬蘭的增值稅(VAT)制度為小企業提供了一個免稅門檻,旨在減輕小規模經營者的稅務負擔。這項政策規定,年銷售額低于8500歐元的企業家無需報告或繳納VAT。然而,這一規定也意外地創造了一個激勵機制:企業家為了避免稅務和報告的複雜性,可能會故意控制銷售額不超過這一門檻。這項免稅門檻政策的背後,是政府對于稅收公平和簡化稅收制度的追求。但同時,它也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後果:企業家的商業決策受到了稅收政策的直接影響,這不僅影響了稅收收入,也可能影響了企業的自然成長和市場活力。
該研究利用了2000至2015年間芬蘭所有企業和其所有者的行政數據,通過分析VAT門檻附近的銷售分布,發現了一個顯著的現象:許多企業家的銷售額集中在略低于8500歐元的門檻以下,形成了所謂的“bunching”效應。這一現象表明,企業家為了避免超出門檻,可能會故意減少銷售額的報告。研究進一步發現,當2010年芬蘭政府降低了VAT的合規成本,簡化了報告流程後,這種“bunching”現象顯著減少。這表明,企業家對于稅收政策的反應,更多是出于對合規成本的考慮,而非VAT稅率本身。
(文獻來源:Harju J, Matikka T, Rauhanen T. Compliance costs vs. tax incentives: Why do entrepreneurs respond to size-based regulation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9)
6、1億美元的推動:利用自然實驗提高企業的稅務合規性
該文通過自然實驗方法,利用雙重差分法(DID)評估了多米尼加共和國通過發送威懾信息提高企業納稅遵從性的稅收政策。該稅收政策是多米尼加共和國稅務局實施的一項自然實驗,通過向企業發送包含威懾信息的稅務提醒消息,以提高企業的納稅遵從性。這些威懾信息包括可能的監禁懲罰和稅收違規行為的公開披露,旨在通過增加違規成本和社會壓力,促使企業如實申報并繳納稅款。研究使用了56,310家企業的數據,這些企業在實驗前一年共繳納了7億美元的稅款。實驗組比對照組多繳納了約1.84億美元的稅款,占多米尼加共和國2018年GDP的0.22%。
研究表明,即便是最大的企業(占所有企業所得稅的84%),也對稅收威懾信息高度敏感。這一發現對于稅收政策具有啟示意義,說明即使是大型企業也會對稅收威懾信息做出積極響應。此外,通過分析不同規模企業的納稅數據,研究發現稅收威懾信息對企業規模的反應并未減弱,這對于稅收制度設計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具體來說,強調潛在監禁風險的信息使企業所繳稅款增加了45%,而強調公開披露懲罰的信息使企業所繳稅款增加了19%。這些結果表明,通過增加稅收違規行為的可見性,可以有效提高企業的納稅遵從性。此外,研究還發現,将稅收違規行為描述為主動選擇而非疏忽的表述方式,顯著增強了威懾的效果,使企業所繳稅款增加了近一倍。
(文獻來源:Justin E. Holz, John A. List, Alejandro Zentner, Marvin Cardoza, Joaquin E. Zentner.The $100 million nudge: Increasing tax compliance of firms using a natural field experiment.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