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稅制改革始終圍繞經濟社會發展大局，不斷取得新突破，一個稅制合理、稅負穩定、結構優化、管理規範的中國現代稅制體系不斷健全完善。

适應經濟結構升級需要，營改增循序推進

從我國主體稅種的建設上來看，增值稅作為我國最大的單一稅種，完善其稅制設計會對我國整個稅制起到綱舉目張的牽引作用。從國民經濟的三次産業結構來看，2012年我國第二産業和第三産業占GDP的比重分别為45.4%和45.5%，盡管二者數值接近，但第三産業在GDP中占比的上升與第二産業在GDP中占比的下降，無疑是我國産業結構升級、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趨勢。彼時，我國采取的是增值稅與營業稅并行的稅制結構，前者的課稅範圍主要是加工制造業，後者的課稅範圍主要是服務業，兩大間接稅的征管機構也分别是當時的國家稅務局和地方稅務局。由此可見，當時不管是在經濟結構上，還是在稅制結構上都存在着明顯的“楚河漢界”。如果考慮到增值稅75∶25的央地分享關系，以及營業稅的地方稅屬性，政府間财政收入分配的博弈關系則更為明顯。

财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經濟要轉型升級，必然離不開财稅政策的助力撬動。随着制造業與服務業不斷融合，一些市場主體在納稅的過程中開始為“交營業稅還是增值稅”而糾結。為優化稅制結構，消除重複征稅，完善增值稅的抵扣鍊條，我國營改增改革揚帆起航。2012年營改增開始在上海率先試點，此後，分行業、分地區逐步推廣。自2016年5月1日起，我國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營業稅退出曆史舞台。至此，我國完成了第二産業與第三産業的間接稅制的統一，增值稅作為現代良稅解決了重複課稅的問題，進一步放大了我國的稅制優勢。試想，如果沒有營改增适時順利完成，數字經濟、平台經濟的發展可能會面臨諸多阻礙。從産業結構上來看，2015年第三産業占GDP的比重首次超過50%，達到50.8%；2020年第三産業占GDP比重達54.5%，營改增改革的貢獻毋庸置疑。

稅收與經濟之間的關系從來都是相得益彰的。在過去10年間，我國國内增值稅占稅收收入的比重也從2012年的26.2%提升至2021年的36.8%，提升幅度超過了10個百分點。收入規模的擴大也意味着調控能力的增強。2020年以來，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積極的财政政策更需要提質增效、更可持續。今年，我國在大規模減稅降費的基礎上，推出了增值稅的留抵退稅政策，使稅收的政策調控完成了從“少取”到“多予”的蛻變，精準高效地為市場主體注入現金流，幫助其渡過難關。

可以說，增值稅依靠其“不重複征稅”的優勢不僅适應了經濟高階化發展的需要，而且通過其自身與經濟周期相适應的張弛有度、聚财與反哺之間的有機轉換，在我國新發展階段煥發出了新的勃勃生機。從這一意義上講，營改增與增值稅留抵退稅是我國現代财政制度建設的“加冕禮”。

與稅制改革相适應，國稅地稅征管機構合并

随着稅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征管體制改革也在加快推進。

2018年，國稅地稅機構完成了合并。在分稅制時期，企業常常因為分不清哪些稅種需要在國稅機構繳，哪些稅種需要到地稅機構繳而煩惱。國稅地稅機構合并後，真正解決了納稅人的這一煩惱。不僅如此，2018年，國家還将社會保險費和非稅收入的征管職能一并劃入稅務部門，從而構建起了全國統一的、優質高效的公共收入征管體系。

與此同時，在實施征管體制改革後，稅務部門依托大數據優勢，可以對納稅人的稅費數據進行比對，促使納稅人合法合規地申報和交納稅費。這使得稅收營商環境得到進一步優化，我國社會保險制度運行的可持續發展系數得到切實提升。從這一意義上講，現代财政制度推動資源配置效率提升，推進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效能得到有效發揮。

根據财政資源統籌需要，城建稅等稅費由預算統籌安排

營改增改革的外溢效應不斷拓展，推動了預算制度改革。作為我國稅制結構中一個規模較小且要求專款專用的特定目的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是随增值稅和消費稅一起征收的附加稅。為了加強财政資源的統籌，在黨的十八大之後，我國取消了重點支出與GDP、财政收支總量增速之間的挂鈎要求。就财政收入而言，按照《财政部關于完善政府預算體系有關問題的通知》的要求，我國也加強了一般公共預算各項資金的統籌使用。2016年起，城市維護建設稅收入由一般公共預算統籌安排，不再指定專項用途。

應該說，我國現代稅制建設體現出了其與經濟、财政的可持續性發展的适應性。未來，我國還要進一步從優化稅制結構、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健全地方稅體系、推動建立國際稅收新秩序等方面加強現代稅制建設，以不斷适應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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