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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财政實踐在理念、政策及制度等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财政的本質内涵、功能定位以及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也随之發生改變。本文通過梳理新中國成立以來财政基礎理論的發展邏輯，認為其仍然存在原創性不足、解釋力和預測力較弱、研究的空間範圍較窄等問題。本文提出，應通過增強财政基礎理論的原創性、實踐性、包容性，構建與中國式現代化相适應的中國特色财政基礎理論，從而為财政助力中國式現代化提供理論指引。

作者簡介

肖鵬，bevictor伟德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經濟學博士。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全國政府預算研究會秘書長，中國财政學會理事。研究方向為财政理論與政策、政府預算。主持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項、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項、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項目1項、北京市哲學社科規劃項目2項，以及世界銀行、财政部、北京市發展委等機構課題30餘項，在《财貿經濟》《會計研究》《财政研究》《改革》《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等期刊發表論文60餘篇。

 

王亞琪，bevictor伟德官网博士研究生。

 

摘要：财政，以“政”領“财”，以“财”輔“政”，中國财政實踐始終服務于黨和國家事業大局，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财力支持和制度保障。中國式現代化是一條适合中國國情、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确道路，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為深化财稅體制改革提供了行動指南，同時也确定了中國财政基礎理論創新的根本站位、價值導向和根本立場。新中國成立以來财政基礎理論呈現出“直面實踐”“經驗借鑒”“交叉融合”的發展邏輯，但仍然存在原創性不足、解釋力和預測力較弱、研究的空間範圍較窄等問題。因此，亟須構建與中國式現代化相适應的中國特色财政基礎理論：一要增強财政基礎理論的原創性，回應時代需求；二要增強财政基礎理論的實踐性，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三要增強财政基礎理論的包容性，充分反映全人類共同價值。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财政基礎理論；原創性；實踐性；包容性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光明大道。财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承擔着重大使命，始終發揮着基礎性、制度性和保障性作用。随着中國式現代化的逐步推進，财政改革實踐和制度安排始終處于動态調整之中，财政的本質、功能定位、制度建設以及财政收支運行規律都在發生深刻的變化。為了能夠更好地适應并指導我國的财政改革實踐、增強對财政實踐的解釋力和預測力，必須突破傳統理論局限，盡快構建中國特色财政基礎理論。

 

一、中國式現代化對财政基礎理論創新提出的新要求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該論斷深刻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明确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起點、發展方式、總體布局、發展路徑，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為深化财稅體制提供了行動指南，同時也對中國特色财政基礎理論創新提出了新要求，确定了财政基礎理論的根本站位、價值導向和根本立場。

 

（一）根本站位：中國式現代化确定财政基礎理論的根本站位

 

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走自己的路，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立足點”。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形成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戰略方針，已經被證實是一條适合中國國情、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确道路，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從根本上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态。中國式現代化确定了财政基礎理論的根本站位，即立足中國實際，突出财政基礎理論的“原創性”，講好中國式現代化的故事，并且能夠解釋并指導中國财政改革實踐，解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實踐問題，為人類文明作出貢獻。

财政基礎理論的“中國特色”首先體現在其政治屬性和政治内涵。“财”要為“政”服務，财政資源的統籌、管理、協調、配置，體現着黨和國家的意志，服務于黨和國家事業大局，保障國家重大戰略實施，服務于不同曆史條件下的現代化目标。其政治特征具體表現為：一是始終堅持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不僅僅是因為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産黨代表中國先進生産力的發展要求。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創造的“中國奇迹”、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都是因為堅持了中國共産黨的正确領導。二是以黨的創新理論為根本遵循，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回答中國式現代化提出的新問題，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公共資源配置問題和财政運行規律。三是深刻總結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成功經驗，提煉新觀點，并将其上升到财政理論層面。中國财政基礎理論鮮明的政治性特征直接決定了其發展方向，也是“走自己的路”的基礎和前提。

 

（二）價值引領：中國式現代化為财政基礎理論提供價值引領

 

财政的實踐運行和制度安排，深深植根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之中，為現代化建設提供财力支持和制度保障，承載着特定的時代使命。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現代化的發展目标是工業化；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共産黨從中國實際出發，進一步擴展了現代化目标，1954年首次明确提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這一時期對于現代化的探索經曆了從工業化到“四個現代化”的發展過程。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9年鄧小平同志正式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概念，初衷是“反對急躁冒進，确立适合中國國情的發展目标；反對照搬西方經驗，走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黨進一步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保障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成熟。随着中國式現代化的逐步推進，“财政的本質”不斷被賦予新的時代内涵，财政的職能定位和制度建設也随之發生深刻的變化，支撐财政理論發展的方法論也适時進行調整。中國式現代化進入新階段，繼續深化财稅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之一，亟須構建與中國财政改革實踐相适應、與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相适應的中國特色财政基礎理論。因此，中國式現代化為财政基礎理論的創新發展提供了價值引領，财政改革實踐進一步為财政基礎理論的發展提供了契機和動力。與此同時，财政基礎理論的創新發展并非被動地适應經濟社會變革和财政實踐活動，而是通過實踐來指導實踐，要能夠為财政助力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價值規範和理論指引。

（三）根本立場：财政基礎理論深入貫徹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立場

 

中國式現代化堅守人民立場，是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現代化，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核心是實現人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既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主體依托和動力之源，同時也是中國式現代化追求的最終目标和價值旨歸。現代财政基礎理論深入貫徹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立場，充分融入人民主權理論、公共财政理論、知情權和參與權理論的“民主”思想，反映出其價值理性。一是人民主權理論，作為民主理論的基礎，其核心思想是人民的意志始終是最高意志。政府所擁有的一切權力來自人民，因此政府權力要接受人民的監督，為人民謀福利。二是公共财政理論，其本質是公共性，與民主理念是一緻的。财政資源的配置要能夠滿足公共需求，充分體現公共意志。三是知情權和參與權理論，在現代民主社會，公民參與治理是民主實現的關鍵，而公民參與權的實現是以公民知情權的實現為前提。進入新時代，随着公民意識不斷增強，國家民主法治建設不斷推進，公民能夠多大程度地參與到現代财政治理過程中，直接關系到财政民主化程度、政治民主化進程，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推手。财政基礎理論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場，凸顯财政的公共價值屬性，并且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實踐反映出“民享”的價值理念，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理論指引。

 

二、新中國成立以來财政基礎理論的發展邏輯

财政基礎理論本質上是對财政發展的一種邏輯表達，“論從史出、以史出論”，理論邏輯不能脫離曆史而封閉自洽，脫離曆史的理論邏輯則是空洞的。從财政基礎理論的曆史演變中，能夠準确把握财政運行的本質和規律，也能夠正确認識到财政發展的必然趨勢。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财政基礎理論的發展以“财政本質”問題的讨論為主線，以不同曆史時期的财政收支運行規律來研究财政資源配置問題。其發展先後經曆了計劃經濟時期提出的“國家分配論”、改革開放初期提出的“社會共同需要論”、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公共财政論”、2013年以來的“百花齊放”階段——國家治理财政學、新市場财政學、風險财政學等。尤其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财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之後，财政基礎理論的研究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特點。整體看來，中國财政基礎理論呈現出“直面實踐”“經驗借鑒”“交叉融合”的發展邏輯。

 

（一）直面實踐：始終立足中國實踐，與時俱進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在不同的曆史條件下，财政基礎理論的發展始終立足于中國實踐，不斷适應經濟體制改革，順應時代發展要求。在計劃經濟時期，鄧子基發表《略論财政本質》《試論财政學對象與範圍》等文章，全面完整地從“國家分配論”的角度論證了财政本質問題，這一時期“國家分配論”正是因為适應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财政運行特征而占據主流地位。改革開放初期，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财政基礎理論已經突破了舊意識形态的束縛，“社會共同需要論”在這一階段占據主導地位，是财政理論為适應市場化改革方向而作出的調整，是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有益探索，體現出人民性和公共性的特點，為公共财政建設奠定基礎。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期，黨的十四大明确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标，我國财政學者的目光開始轉向西方公共财政理論，“公共财政理論”是與市場經濟相匹配的一種現代财政模式，更加關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更加關注财政運行形态。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财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的重要論斷後，财政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地位到達新的戰略高度，擺正了财政在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位置，進一步拓寬了财政理論的研究範疇，财政基礎理論也從“彌補市場失靈”轉變為“治國理政”，适應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時代需求。這一時期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有國家治理财政學、新市場财政學、風險财政學。劉曉路和郭慶旺指出财政基礎理論的核心問題是“國家與财政的關系問題”，有必要建設“國家治理财政學”；呂冰洋認為國家治理視阈下财政的出發點是市場經濟沖擊下的公共秩序重建；李俊生等學者倡導建立财政學的中國學派，提出了“新市場财政學”的概念，重新定義市場模型，改變了政府與市場二元對立的研究範式，為理解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提供全新的視角；劉尚希等學者倡導的“風險财政學”也是财政基礎理論創新的一支重要力量，“風險财政學”以公共風險為邏輯起點，認為“風險社會下國家治理的本質是公共風險的治理”。“國家分配論”“共同需要論”“公共财政論”“國家治理論”等不同階段的财政基礎理論都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财政發展的必然趨勢，統一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根本目标下。

财政基礎理論的實踐邏輯不僅體現在财政基礎理論立足實踐、來源于實踐，還體現在财政基礎理論能夠指導财政實踐、助力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财政是落實政府計劃的指令性工具，在社會資源配置中發揮着極為重要的作用，為我國工業化奠定了基礎。改革開放後，财政以“改革和發展”為主題，成為國家推進改革、實現發展的重要工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現代财政制度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基礎，通過高質量的制度供給和政策安排，充分釋放高質量績效。

 

（二）經驗借鑒：批判借鑒西方财政理論，不斷拓展研究視野

 

任何理論的發展都不是封閉的。中國财政基礎理論的發展批判地借鑒西方财政理論，在運用國外理論分析國内問題時，充分結合中國實際，注重分析中國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與西方的不同之處，分析理論中蘊含的制度約束和設定的前提條件。西方公共财政理論産生發展于西方市場經濟中，以“市場失靈論”為邏輯起點，将“公共産品理論”視為核心理論。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一般市場運行機制的有效對接，顯然不同于西方市場經濟。因此，我國财政學者在學習和借鑒西方公共财政理論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形成了符合中國實際的中國式公共财政論。張馨分析了西方公共産品理論與中國财政理論的本質不同以及西方公共産品理論對中國的借鑒意義。葉振鵬和張馨提出的“雙元财政論”在這一時期頗有影響，“雙元财政論”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财政是公共财政和國有資本财政共存的雙元結構财政。随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市場失靈論”為邏輯起點的公共财政理論已經不适應經濟社會的發展，陳共指出财政既要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彌補市場失靈，提供公共物品，滿足公共需要，也要制定現代财稅制度以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我國的财政基礎理論是在批判借鑒西方财政理論的基礎上，逐漸拓寬研究視野，進而實現創新發展。

 

（三）交叉融合：從全局性思維出發，促進知識整合

 

黨的十八大以來，财政實踐的“綜合性”特征日益突出，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在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設中發揮着極為重要的作用，推動着“五位一體”全面協調發展。因此，打破學科間隔、促進知識整合的大趨勢不可阻擋。财政基礎理論的研究已經不僅僅局限在經濟領域，而是從全局性思維出發，廣泛借鑒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管理學等的基本知識和相關理論，并将其系統地納入财政基礎理論的研究框架中，把對财政基礎理論的研究從傳統範式中加以提煉、補充，推動中國特色财政基礎理論的創新發展。具體來說，财政學的研究對象和範圍就是公共資源的汲取、配置、管理以及在這個過程中進行的社會經濟利益的協調問題。相應地，形成以資源配置效率和利益分析為主的研究方法，從而搭建起财政學新的研究框架，充分體現出财政是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統一，兼顧社會公平和效率，在實踐中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高質量發展。

現階段，我國已經進入數字時代，大數據成為重要的生産要素，數字經濟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深刻影響着政府運行以及人們的日常生活。由數字經濟和數字産業所形成的新業态，颠覆了傳統的“政府-市場”關系的認知，對财政學的對象與範圍、政府間财政關系、預算管理制度等均帶來較大的挑戰。與此同時，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豐富實踐以及财政運行軌迹都以數字化的形式記錄下來，為揭示中國财政運行規律和構建原創性的中國财政理論體系奠定基礎。數字經濟不僅為财政理論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數據基礎，而且推動了财政理論研究方法的豐富和完善，尤其是定量分析和實證分析逐漸成為主要分析方法。此外，數字經濟也強化了财政實踐的“綜合性”特征，跨學科研究已經成為中國特色财政基礎理論創新的必然選擇。

三、中國财政基礎理論發展存在的問題

在不同的曆史條件下，中國财政基礎理論能夠始終立足實踐，與時俱進，不斷适應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能夠結合中國财政的職能定位，批判借鑒西方财政理論；能夠從全局性思維出發，使用“跨學科”和“系統論”的方法促進知識整合。新中國成立以來，财政基礎理論呈現出“螺旋上升”的發展态勢，但仍然存在原創性不足、解釋力和預測力較弱、研究的空間範圍較窄等問題。

 

（一）缺乏原創性理論，缺乏自主知識體系

 

“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現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進本質，借鑒吸收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代表人類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展現了不同于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圖景，是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态。”中國财政實踐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始終服從和服務于不同曆史時期的現代化建設，同樣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和時代特征。而現階段我國财政基礎理論仍然是較多地吸收西方主流财政理論，仍然沒有走出西方理論的窠臼。西方主流财政理論在西方的制度、經濟、文化背景下産生，如果直接借用西方的财政理論框架，隻進行小修小補式的創新，并不能适應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環境，也不能适應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财稅體制改革，存在重大理論缺陷。因此，我國的财政基礎理論仍然缺乏原創性，缺乏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相适應的财政基礎理論，缺乏自主知識體系。

 

（二）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和預測力在逐步減弱

 

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實力顯著提升，經濟發展韌性更為強勁，包括理念、政策、制度在内的中國财政實踐都在快速變化，不斷産生新情況和新問題，财政基礎理論與實踐的對接存在一定的“時間差”，存在“滞後性”，無法适應财政實踐的快速變化。長期以來，我國财政理論的發展落後于财政實踐的發展，形成了财政實踐倒逼理論創新發展的局面。因此，既有的财政理論對現實問題缺乏解釋力，對于财政現象和發展趨勢的預測力正在逐步減弱，無法解決新的曆史條件下産生的新矛盾和新問題，無法回應新時代财政改革實踐的需求，難以回答“時代之問”。在财政實踐逐步深入和現代财政制度逐步發展完善的過程中，現有财政理論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和預測力必然會減弱，這也是财政理論不斷向前發展的自然規律和必經過程。比如，計劃經濟時期的“國家分配論”強調以國家為主體的分配關系，适應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卻無法适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因此，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期，借鑒了西方的 “公共财政論”，能夠與市場經濟相匹配，但其中的市場失靈理論具有嚴重的實用主義本質和偏狹的政策導向功能，削弱了“公共财政論”對現代财政實踐的解釋力和預測力。

 

（三）研究的空間範圍有待進一步拓展

 

當前全球治理正面臨着巨大挑戰，全球公共品（如健康、環境、和平）、全球不平等和貧困、全球公共風險、國際避稅等問題已經成為每個國家都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而傳統财政學的研究範圍多聚焦在國家或地區，難以解決全球化浪潮下财政實踐和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新課題。中國财政基礎理論框架如何逐漸突破傳統理論的空間局限、融入大國财政理念，在全球視野下思考全球财政問題、充分考量全球治理問題，是新時代對财政基礎理論創新提出的新命題，也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主動承擔起使命與擔當的重要表現。

 

四、構建與中國式現代化相适應的中國特色财政基礎理論體系

中國式現代化确定了中國财政基礎理論的根本站位，為中國财政基礎理論提供了價值引領和根本立場。為了适應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和中國财政改革實踐，亟須構建中國特色财政基礎理論體系，增強财政基礎理論的原創性、實踐性和包容性。

 

（一）增強财政基礎理論的原創性，回應時代需求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于财政的本質、體制機制建設、改革實踐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判斷和權威論述，為新時代中國特色财政基礎理論的創新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入發掘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财政學理論和實踐中的創新和發展，堅持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根本指導，準确把握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财政的重要論述。深刻認識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新時代的界定，尤其是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準确認識，重新思考新時代背景下财政基礎理論的發展問題，深入探讨财政的本質問題、功能定位、研究邏輯、制度特征等問題，在财政基礎理論中真正将财政上升到國家治理的高度，為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學理支撐。

中國式現代化離不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包括理念、政策、制度在内的中國财政實踐同樣離不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有着五千年的文明曆史，蘊含着厚重的思想底蘊，深刻影響着包括财政在内的經濟社會制度，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理論滋養。因此，對于财政本質、功能定位、運行規律的理解一定要紮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深挖沉澱五千年的中華文化資源。财政學的曆史性規定了财政研究對象的時空特性，超曆史超時空的财政學是不存在的，因此，要不斷強化财政理論的曆史性特征，結合曆史條件和曆史環境充分理解财政基礎理論的變化。不僅要準确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内涵，還要從曆史的角度分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的過程和規律；不僅要準确把握中國特色财政實踐的特點，還要能夠用曆史的眼光去分析新中國成立以來财政發展的邏輯和趨勢，将時間性和社會性統一在曆史性研究中，深刻把握财政的本質。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财政理論體系，要突出其曆史性，在基礎理論的研究中充分結合曆史研究。在數字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量化史學”成為比較熱門的話題，構建财政史學數據庫，運用“量化史學”的方法對财政史進行分析，借助數據分析的方法可以增加說服力，使财政史的研究更加具有現實意義。

繼續強化财政基礎理論的政治屬性和政治内涵，立足于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體制，突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指導地位，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新中國成立以來财政的發展邏輯，分析政治學的基本原理、政體構建與财政的内在關系，将“财”與“政”深度融合。充分把握财政基礎理論的“綜合性”特征，廣泛借鑒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管理學等學科的基本知識和基本理論，并将其系統地納入到财政基礎理論的研究框架中，推動中國特色财政基礎理論的創新發展。

 

（二）增強财政基礎理論的實踐性，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

 

實踐性應該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财政基礎理論要立足于中國實際，講中國故事，并且把财政實踐經驗抽象概括為系統化的财政理論；另一方面，财政基礎理論要能夠指導并服務于未來的實踐，發揮财政在國家治理、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支撐。中國式現代化進入新階段，财政基礎理論要緻力于解決中國問題，回答時代之問，服務國家财政實踐，引導各級政府充分發揮其職能作用，優化财政資源配置。财政基礎理論不僅要歸納闡釋财政運行的普遍規律，更要能夠為财政助力中國式現代化提供理論指引。

具體來說，一是在人口規模巨大的國家實現現代化。讓十四億多人口整體邁入現代化，就需要打造更加完善的國家治理體系，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現代财政制度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礎，主要包括：建立全面規範、公開透明的現代預算制度；建立稅種科學、結構優化、法律健全、規範公平、征管高效的現代稅收制度；形成權責清晰、财力協調的政府間财政關系并完善财政轉移支付體系。要建立健全現代财政制度，充分發揮财政在國家治理中的“基礎”和“支柱”作用，為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在人口規模巨大的國家推進現代化建設。二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現代化已經成為各個國家的共同追求，引領着世界發展潮流。随之而來的不平等現象也在全世界蔓延，成為世界現代化的一大難題。而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财政在促進社會财富持續增加并合理分配中發揮着重要作用。因此，要厘清财稅政策在三次分配中的功能作用，通過科學合理的财稅工具選擇，充分發揮财稅政策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推動實現共同富裕。三是要實現高質量發展，促進“五位一體”全面協調發展。當前我國經濟已經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推動高質量發展是黨中央引領新時代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戰略。财政資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深刻影響着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已經深入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态各個領域，在高質量發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要持續優化财政資源配置，提高财政支出的有效性，實現财政資源“提質增效”，進而釋放出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态效益，保障國家重大戰略實施。

 

（三）增強财政基礎理論的包容性，充分反映全人類共同價值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共産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複興的黨，也是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黨。”在全球化不斷加深的背景下，任何國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與其他國家有着緊密聯系，構建大國财政是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表現，符合“中國之治”的本質要求，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必然選擇。因此，中國特色财政基礎理論要增強包容性，理解并尊重其他國家對于價值的不同認識和實踐方式，并且在探索實現本國人民利益的實踐中充分反映全人類共同價值，進一步拓展研究的空間範圍。在中國特色财政研究框架中，融入全球公共品供給、全球貧困治理、防範化解外部風險等内容，構建全球治理視角下的現代财政制度。公開透明、績效管理、标準科學等現代預算制度的核心要素應該具有全球視野，提高全球性公共品供給能力，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參與全球公共風險治理，促進全球經濟持續增長；建立現代化國家稅收體系，積極參與國際稅收治理，深度參與國際稅收合作，推動建立國際稅收新秩序。

 

五、結論

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包括理念、政策、制度在内的财政實踐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财政的本質内涵、功能定位以及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也随之發生改變，推動着财政基礎理論的發展。“論從史出、以史出論”，從财政基礎理論的曆史演變過程中，可以發現其呈現出“直面實踐”“經驗借鑒”“交叉融合”的發展邏輯。但是，中國财政基礎理論仍然缺乏原創性和自主知識體系、解釋力和預測力較弱、研究的空間範圍較窄，無法适應新時代中國财政改革實踐和新階段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無法回應時代需求，無法回應時代之問。

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中國式現代化對财政基礎理論創新提出了新要求，确定了财政基礎理論創新的根本站位、價值導向和根本立場。因此，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背景下重構中國特色财政基礎理論：一要增強原創性，堅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根本指導，堅持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續強化政治屬性和政治特征；二要增強實踐性，既要能夠講好中國故事，又要能夠為中國實踐提供理論指引；三要增強包容性，融入大國理念，在全球視野下完善現代财政制度。

 

原文刊發于《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6期《黨的二十大精神闡釋》專欄，第23—30頁。因篇幅問題，注釋删略。

轉載自：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

審核：陳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