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白彥鋒教授撰寫的文章《将共同富裕機制嵌于現代财政制度中》于《中國财經報》2021年8月24日第7版發表。全文如下：

白彥鋒：将共同富裕機制嵌于現代财政制度中

8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财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研究紮實促進共同富裕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财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要建立科學的公共财稅政策體系，使全體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紮實邁進。

深刻理解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共同富裕不僅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在新發展階段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共同富裕不會自動實現。按照經濟學原理，如果收入和财富分配兩極分化，高收入群體邊際消費傾向不足就會導緻社會總需求不足，進而加劇社會矛盾，使經濟發展陷入停滞甚至危機。疫情沖擊之下的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收入分配問題上就出現了所謂的“K型複蘇”，全社會1%甚至0.1%的群體的收入分配數額增加，而大量低收入群體在疫情沖擊之下衣食無着、露宿街頭。美國經濟問題演變為“占領華爾街”等政治運動，那種天真地認為“富人吃肉，窮人喝湯”的“涓滴經濟學”被資本主義的無情現實撕得粉碎。

2021年我們已經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形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和單一消費市場。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榄型社會分配結構，不僅是社會公平正義的結果需要，也是經濟社會保持可持續發展的過程需要。我國龐大的經濟體量和單一市場，加之橄榄型社會分配結構，可以為企業發展和創新提供廣闊舞台，為我國真正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提供信心。

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衆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要鼓勵勤勞創新緻富，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強發展能力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暢通向上流動通道，給更多人創造緻富機會，形成人人參與的發展環境。社會主義要全面解放和發展生産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等靠要”的“福利病”無法形成共同富裕，與社會主義的發展理念也格格不入。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促進共同富裕創造了良好條件。當前，我們正在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邁進，适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人民謀幸福的着力點。為此，要加快建立現代财稅體制，使共同富裕機制嵌于現代财政制度中，建立群體協調、區域協調、行業協調的現代治理體系，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

加快建立科學的公共财稅政策體系

首先，要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提高财政統籌能力。

要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堅持基本經濟制度，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近年來，工業經濟在加速向信息經濟、數字經濟和平台經濟的高級形态演進。但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也暴露出資本無序擴張、野蠻生長和“赢者通吃”的壟斷問題。這不僅對收入分配公平造成了負面影響，也會對經濟的疊代升級本身造成損害，為此，未來要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數字經濟和傳統經濟、線上和線下等不同經濟形态構建公平競争、相得益彰、不斷邁向高質量發展的财稅政策體系。

從預算管理來看，在我國全口徑的預算體系當中，盡管一些企業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利潤的上繳比例有所提高，但是，在政府過緊日子的背景下，要以政領财、以财輔政，需要站在“國之大者”的高度，加強财政資源統籌，增強财政對黨和國家事業大局的服務保障能力。要探索國有資本的價值預算，實現國有資産增量與存量、一般公共預算與國有資本預算之間更高層次的統籌和良性互動，調劑好二者之間的餘缺，進一步提高資金、資源、資産、資本的配置效率。

從預算管理的工具和手段來看，随着數字經濟産業的高度融合，亟須提升預算一體化管理水平，大力發展數字财政。提高全過程預算績效管理水平，加強當期預算績效評價結果在下期預算編制中的運用，通過滾動預算将中期财政規劃落到實處。在政府過緊日子的背景下，向預算管理的信息化水平要效率，以财政自身管理的高質量支撐國家經濟包括共同富裕在内的高質量發展。

其次，要處理好起點公平、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之間的關系，兜實兜牢基本民生底線。

促進共同富裕，就要處理好起點公平、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之間的關系。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強發展能力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要完善轉移支付制度，促進各地區之間協調發展。

就業是最大的民生。做好就業工作，就是在做基本民生保障工作，甚至可以說是做好基本民生保障工作的捷徑。要兜牢兜實基本民生底線，繼續實施失業保險保障擴圍政策，發揮好保生活、防失業、促就業的功能作用，推動穩住就業基本盤；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和城鄉一體化，落實好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政策，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智力人才；支持改革完善社會救助制度，繼續做好困難群衆的救助工作。按照“保基本”的要求織牢織密社會救助安全網；繼續做好疫情防控相關工作，增強突發重大傳染病應對處置能力，防範好包括公共衛生事件在内的影響社會穩定發展的“灰犀牛”等系統性風險隐患。

再其次，個人所得稅制要鼓勵辛勤勞動、合法經營和創造所得，加強對資本利得等消極所得的稅收調節力度。

在共同富裕的視阈之下，人們的财富分配格局中，流量包括了收入和消費，存量則包括财富和遺産。為使共同富裕機制内嵌于現代财政制度，在收入流量調節上要通過個人所得稅等工具積極作為，在消費調節上要拓寬視野，通過房地産稅、遺産稅等在存量上穩紮穩打。

為了加快實現共同富裕，首先要立足社會主義初級發展階段，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幫後富，重點鼓勵辛勤勞動、合法經營、敢于創業的緻富帶頭人。個人所得稅是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主體稅種。在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實現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改革之後，要降低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特别是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等辛勤勞動所得、創造所得等積極所得的綜合稅負，使創新成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第一動力。同時，要加強對财産租賃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等消極所得、資本利得的稅收調節。通過對積極所得和消極所得之間的“一升一降”，徹底改變依靠消極所得“躺平”甚至“躺賺”“躺赢”的收入分配結構。

最後，要加快完善我國間接稅制，與直接稅“同向同行”健全共同富裕的稅收調節機制。

在我國現行的稅制體系當中，增值稅和消費稅占據“半壁江山”，在促進共同富裕進程中必須與直接稅“同向同行”。其中，消費稅本着“寓禁于征”的機制設計，是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稅種。

第一，目前我國消費稅的征稅環節還主要集中在生産銷售等起始環節。盡管這樣可以充分發揮“源泉征稅”的征管優勢，但客觀上也導緻稅源在初次分配中過度向東部發達地區傾斜，加劇了區域分配中的“馬太效應”。而我國增值稅的“留抵退稅”制度，地方退稅分擔不均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欠發達地區的财政負擔，甚至形成了對發達地區的一種“逆向轉移支付”。同時，由于消費稅屬于中央稅，一些地方在消費稅征管過程中積極性不高也造成了消費稅的流失，甚至在經濟發展中造成了不同經濟主體之間“劣币驅逐良币”的現象。為此，要按照《實施更大規模減稅降費後調整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改革推進方案》的要求，加快後移消費稅征收環節和下劃地方步伐，使财稅體制在推動包括區域和群體在内的共同富裕當中發揮更大更強的基礎性和保障性作用。

第二，在我國全面完成“營改增”的背景下，要加快推動我國消費稅從貨物稅向貨物服務稅轉變。“營改增”完成之後，增值稅的征稅範圍已經成功從貨物拓展至服務。與之相比，消費稅的改革則相對滞後。我國消費稅目前隻是對金銀首飾、小汽車、高爾夫球及球具等有形的商品課稅，而對于金銀首飾、小汽車的修理修配、加工、高爾夫和遊艇俱樂部等服務卻形成了稅收漏洞。在當前産業發展高度融合、服務業等第三産業比重不斷上升、2020年占比高達54.5%的背景下，無疑造成了稅收流失，因此亟須通過消費稅的擴圍改革彌補過去營業稅對娛樂業等行業課稅形成的稅收漏洞。這些堵漏增收的舉措，可以收獲取締非法收入、給中低收入群體減稅的雙重紅利。

第三，我國消費稅當中成品油稅目雖然設置了航空煤油子稅目，但多年來一直處于免稅狀态，很容易形成課稅的柴油和免稅的航空煤油之間的“調油”稅收征管漏洞。同時，衆所周知，航空出行的人群通常是負稅能力較高的高收入群體，而且在國家加快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為了減少碳排放，也需要盡快恢複對航空煤油課稅。我國與西方國家基本國情差别較大，美國等國地域廣闊、人口分布過廣，因此點與點之間的航空運輸更有效率，而我國東部地區人口密集、經濟發達，項鍊般的高鐵運輸效率更高。因此，應該立足我國國情，盡快科學調整消費稅政策體系，促進我國運輸體系的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