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bevictor伟德官网院長、中國财政發展協同創新中心主任白彥鋒教授就“科學的财稅體制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要條件”專題，接受了《審計觀察》的采訪。全文如下：
科學的财稅體制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要條件
财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科學的财稅體制對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國家長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審計觀察》：今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我國對減稅降費作出系列部署，打出為企業減負的“組合拳”。從今年上半年數據來看，減稅降費政策實施效果如何？給市場主體省了哪些錢？
白彥鋒：2021年，我國持續推進減稅降費，進一步激發了市場主體活力。其中，繼續實施制度性減稅政策，延長小規模納稅人增值稅優惠等部分階段性政策的執行期限。突出強化小微企業稅費優惠，在繼續落實好小微企業普惠性減稅等政策的同時，進一步加大對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稅收減免力度。從今年1月1日起，對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年應納稅所得額不到100萬元的部分，在現行優惠政策基礎上，再減半征收所得稅 ；從4月1日起，将小規模納稅人增值稅起征點，從月銷售額 10 萬元提高到15萬元。大力支持制造業和科技創新，增強企業活力和發展後勁。通過這些舉措，預計全年為市場主體新增減負超 7000 億元。
《審計觀察》：為應對世界經濟形勢的不穩定性及不确定性，我國确立了加快形成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并強調财稅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請問“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财稅政策如何積極有效發揮作用？
白彥鋒 ：從發展的目的來看，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就要求加快推動國内大循環。中國從“世界工廠”到“世界市場”，始終堅持為中國人民的 幸福生 活服 務，這也是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的需要
财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科學的财稅體制對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國家長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一方面， 盡管當前世界經濟形勢波詭雲谲， 但我國在全球率先有效防控了疫情， 中國經濟的穩定發展與外部經濟的不确定性、不穩定性形成了鮮明對比。在這種情況下， 就更需要通過加快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為世界經濟供應鍊、産業鍊的安全穩定提供正能量。另一方面，近年來， 盡管我國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和國際經貿摩擦幹擾， 但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大勢不可逆轉。随着跨國公司和世界經濟的加速融合， 西方發達國家開始提出全球最低稅、碳邊境調節稅等涉及國際稅權重新分配和國際稅收秩序重新調整的政策建議。為此，我國需要積極應對， 通過及時調整出口退稅和考慮将名義性碳稅轉變為實質性碳稅等舉措，切實維護好國家和企業的稅收權益。
《審計觀察》：内需是“雙循環”一個非常重要的基點，而财稅政策是影響内需的重要因素，為擴大内需，财稅政策應該從哪些方面着手？
白彥鋒 ：2020年，盡管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沖擊，但我國最終消費支出占 GDP 的比重仍然達到 54.3%，高于資本形成總額 11.2 個百分點，為近年來最高水平， 消費和内需仍然是經濟穩定運行的壓艙石。第一， 财政政策要兜實兜牢民生底線， 發揮好保底線、保基本的社會安全網作用， 增加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由于中低收入群體邊際消費傾向更高，因此，增加他們的收入， 有助于提高社會整體的消費意願和消費能力。同時， 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 特别是通過提高養老保險的全國統籌比例， 不僅有助于提高社會保險的運行效率， 還可以助力企業降低社保負擔， 促進人民群衆将潛在的消費意願轉變為現實的消費行為。第二， 進入新發展階段，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為此，要進一步完善中央對地方财政轉移支付制度和中央财政資金直達地方常态化機制， 促進區域經濟協調健康發展，充分釋放内需潛力。第三，要進一步制定完善針對奢侈品的消費稅政策， 通過個人所得稅等方式加強對高收入群體的調節， 促進我國加快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榄型分配結構，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第四，要統籌用好關稅、進口稅等稅收政策，增加優質産品進口，滿足國内消費升級和多樣化需要，提高國内購買力，防止“牆裡開花牆外香”。
《審計觀察》：長期以來，中國在國際産業分工體系中一直處于産業鍊、價值鍊中低端位置，“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為中國産業鍊的攀升提供了契機和新的發展思路。為推動我國産業鍊、價值鍊邁向中高端，财稅政策應如何發力？
白彥鋒 ：實現高質量發展，就要使創新成為我國發展的第一動力，助推我國經濟更快邁向産業鍊、價值鍊的中高端。衆所周知， 創新活動風險性很高、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這就需要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近年來，國家财政不斷健全科技投入機制， 我國科研經費投入總量已經連續 7 年穩居世界第二位。為加快推動科技創新， 首先，健全科研創新激勵和保障機制，激發廣大科技工作者的創新創造積極性 ；其次，在互聯網加速從消費互聯網向産業互聯網轉變的過程中，發揮好我國規模龐大、配套齊全的全球唯一擁有全部工業門類國家的優勢， 統籌現有制造業專項資金， 增強産業鍊韌性和競争力；再次，通過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資金、國家中小企業發展基金等， 加強對中小企業創新的支持力度， 推動培育更多“專精特新” 小巨人企業。
《審計觀察》：“十四五” 期間， 我國财稅改革面臨哪些重點和難點？
白彥鋒 ：“十四五”期間，第一，财政要心懷“國之大者”， 加強對财政資源的統籌力度，以政領财、以财行政，服務好黨和國家發展的事業大局。第二，随着數字經濟的發展， 要加強預算管理一體化改革， 提高項目儲備、預算編審、預算調整和調劑、資金支付、會計核算、決算和報告等工作的标準化、自動化水平， 實現對預算管理全流程的動态反映和有效控制，保證各級預算管理規範高效。同時， 不斷提高數字财政管理水平， 以财政管理的高質量來支撐國家的高質量發展。第三， 财政是公共風險的最後防範鍊條。要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憂患意識，牢牢守住安全發展的底線。“十四五”時期，要加強對地 方債的管理，控制财政赤字水平，加強财政承受能力評估， 提高對系統性風險的防控能力。同時， 要加大财稅政策支持力度，确保糧食、能源、科技和衛生健康等重要行業和領域的安全。
在稅制改革方面，對于“三高三低”（“三重三輕”）問題需要從理論和實踐層面加以綜合考量。所謂的“三高三低”是指在我國稅制結構當中，間接稅比重高而直接稅比重低，企業稅比重高而個人稅比重低， 經濟流通環節稅負重而保有環節稅負輕。關于直接稅和間接稅的比重問題，人們通常認為，在我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當中，增值稅、消費稅等流轉稅比重高，但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乃至财産稅等直接稅比重相對過低， 同時， 這一問題還進一步體現為與西方國家不同， 我國企業所得稅比重高而個人所得稅比重低。企業所得稅比重高、個人所得稅比重低表現為， 我國企業所得稅占我國稅收收入的比重在 20% 以上， 而個人所得稅的比重隻有 7% 左右，這種結構與很多西方發達國家相颠倒。
經濟流通環節稅負重、保有環節稅負輕與前面第一組和第二組結構關系都有關。也就是說， 經濟流通環節的稅負其實主要是企業繳納的間接稅， 個人在保有環節繳納的比重相對較低。
通過分析來看，主要由于以下幾種情況導緻出現“三高三低”問題。
第一，分析口徑的問題。如關于直接稅和間接稅，若我們将研究的視野放寬，将社會保障繳費也納入進來， 直接稅和間接稅的比重則會大體相當。
第二， 稅負轉嫁和稅負歸屬問題。經濟學分析注重透過現象看本質，企業繳納的很多間接稅最終轉嫁給消費者個人承擔。同時， 随着近年來房地産交易的火爆和汽車消費的普及， 我國個人納稅人事實上也不同程度直接負擔了與房地産交易相關的增值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契稅、印花稅等間接稅，以及車船稅等。
第三，征管條件的問題。1994 年進行分稅制改革時， 考慮到征管水平的限制， 我國選擇了将間接稅作為主體稅種。事實上， 避稅和反避稅是稅收征管中的永恒話題。美國倡議的“全球最低稅”和 OECD 國家針對的“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問題，都在為反避稅而頭痛不已。稅制的基本職能是為政府籌集必要的運行費用，如果不從企業出， 就要從個人出。況且，便利納稅人，在稅收征管當中找到納稅人所屬單位源頭扣繳、在證照辦理環節完稅都是稅收設計原理要求的降低征管成本、“ 找抓手”的制度設計。我國應保持減稅降費的力度和趨勢， 吸引更多投資，同時完善反避稅系統，有效甄别逃稅和合理避稅。
第四，納稅人的稅感問題。如果說征管條件是客觀限制，那麼納稅人的“稅感”問題則是主觀限制。很多人 對“ 減稅降費”津津樂道， 納稅時卻痛苦萬分。那麼， 增加間接稅不失為減輕納稅人痛苦程度的手段之一。
第五，時代變遷問題。如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日本稅制以個人所得稅等直接稅為主，但是， 随着日本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 退休之後的日本老人其個人所得稅的财政汲取能力大幅下降，而養老壓力陡然上升，“一升一降” 使得日本财政體制步履維艱。為此，21 世紀以來，日本也引入了消費稅等間接稅。
總之，關于稅制結構問題，不能完全說西方發達國家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要結合我國國情審慎研究、穩妥推進， 以确保始終按照高質量的經濟發展要求穩步前行。
《審計觀察》：稅收調節是共同富裕中的重要環節，再分配（二次分配）主要通過相關财稅政策實現， 合理的稅制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要條件。中國當前的稅制結構能否有效調節收入分配？您認為下一步減稅的重點領域有哪些？
白彥鋒 ：在高質量發展過程中，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之間的關系， 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我國現行稅制通過個人所得稅的綜合征收改革和增加六項專項附加扣除， 切實減輕了中低收入群體的稅負負擔，與消費稅、房産稅、車船稅等政策共同構建了一整套覆蓋收入取得、消費、财産保有以及轉讓等全環節的調節體系。但是，随着經濟的不斷發展，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社會，我國稅制還有很 大的改革空間。一是加強對數字經濟、平台經濟的财政稅收監管力度，防止形成“赢者通吃”“ 大數據殺熟”， 使數字經濟的發展在共享方面興利除弊。要切實保障快遞小哥等平台經濟從業人員群體的社保待遇、勞動時長和收入權益， 防止線上經濟對線下經濟的不公平競争，更不能“劣币驅逐良币”而形成線上經濟對線下經濟、發達地區對欠發達地區的“ 虹吸”效應。二是進一步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 加大對資本利得等消極所得的稅收調節力度，完善高收入群體的稅收監管，切實降低勞動所得、創新所得的整體稅負。三是完善消費稅制度。一方面，要推進消費稅将征稅範圍從有形的商品向無形的服務拓展， 堵塞稅收漏洞 ；另一方面， 要穩步推進消費稅征稅環節後移， 充分調動地方政府的稅收征管積極性， 為各類市場主體創造公平公正的稅收營商環境。
《審計觀察》：與前兩次分配不同， 三次分配強調要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并提高其精準性。不少财稅人士認為，完善财稅制度成為三次分配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内容。對此，請談談您的認識。
白彥鋒 ：在三次分配體系當中， 第一次分配是市場機制自主發揮作用，被稱為“無形的手”，以效率為先。第二次分配的主體是政府， 其政策手段包括财政稅收等内容，是“有形的手”，要彌補初次分配領域所造成的一些市場失靈問題。但是， 即使經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由于市場主體資源禀賦、能力水平、市場機遇的差異， 依然可能存在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充分調動包括慈善捐贈、公益等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分配這隻“溫柔的手”的積極作用。應該說，“第三次分配” 并非新鮮事物， 其在我國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礎，如“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一人向隅滿座不歡”“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 等，從某種意義上講都是“第三次分配”精神的體現。同時，我國社會主義的先進文化也有着“先富幫後富”“共同富裕”等精神内涵和行動要求，這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内在要求。
因此， 充分釋放第三次分配的積極作用， 一方面，需要第一次分配市場機制充分有效， 這樣才能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形成用于公益捐贈的潛在資源。否則，第一次分配的基礎性作用發揮不出來， 第三次分配也隻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另一方面， 也需要第二次分配的财稅政策配套到位， 甚至可以考慮在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稅收征管當中， 對公益性捐贈進一步提高稅前扣除比例的激勵程度， 同時借鑒西方國家經驗引入房地産稅甚至遺産稅， 增加财富的持有和轉讓成本，疏堵結合、雙重發力。這樣一來，就有望形成市場有效、政府有為、社會有情的完整的三次分配體系， 使全體人民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紮實邁進。
責編：姚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