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明年積極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着力擴大國内需求。究其背景，從短期因素來看，産業發展、居民就業和收入受疫情沖擊嚴重，影響居民對未來的預期并直接作用于其在消費、儲蓄之間的權衡配置；從中長期因素來看，我國人口增速降低、人口老齡化加速，進一步弱化了中長期的消費預期。同時，城鎮化、房地産發展周期的下行有滋生地方财政困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可能。放眼外部環境，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前期刺激政策效果趨弱，其利率的持續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經濟進入衰退的預期。上述國内外、長短期因素疊加，使得明年财政政策需要進一步加力提效。

 但目前社會上存在着一種思維定式，即“加力提效”意味着“減收增支”，具體表現為提高财政赤字率、增發地方債尤其是專項債以及發行特别國債。上述簡單化、程式化的理解低估了财政運行的複雜程度及财政自身面臨的挑戰。财政與經濟互為表裡，疫情發生三年以來，不斷受到沖擊的經濟基本面對中央和地方财政而言如同一場嚴峻的“壓力測試”，财政“緊平衡”特征愈加突出。因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築牢風險防控制度的機制，抓實防範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強化财經紀律約束和财會監督，不斷增強财政可持續性。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确指出，我國已經進入了高質量發展階段，要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積極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不能是過去财政刺激政策的簡單重複或者“酌增酌減”。一方面，要正确處理政府與市場、經濟與财政之間的關系。應将充分調動微觀經濟主體、民營經濟發展的内在動力，充分調動地方政府、地方财政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作為财政工作的基礎和前提。經濟基礎更加活躍、地方财力更加充盈，國民經濟才能實現“輕裝前進”而非“負重前行”。也就是說，财稅支持政策應該以支持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常态化回歸和轉變、為經濟主體打造公平公正的市場競争環境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另一方面，要認識到數字經濟等新業态蓬勃發展背景下我國政府間财政關系正面臨深層次變革。随着經濟活動的輻射半徑不斷延展，我國五級财政管理、多級稅收征管模式需要進行相應調整；在着力緩解基層财政支出壓力的同時，也應該更多地考慮從省級、全國層面加強财政統籌，更好地提供跨區域性、全國性的公共産品，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更多支持，注入更大更強的動力。

文章來源：中國财經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