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财政學科的新型研究領域，行為财政學以更實用的分析範式和研究方法有效彌補了傳統财政學的不足，也使得财政學科更具有解釋力和引領能力。首先，本文梳理了傳統财政學理論在實踐過程中的困惑和難點。現實生活中的人總是存在着認知偏誤和選擇偏好，導緻财政政策制定和财政收支決策總會産生稅收遵從之謎和财政幻覺等問題。其次，本文詳細介紹了行為财政學的基本分析範式和研究方法，并通過研究案例和實踐案例說明了行為财政學對傳統财政學困惑的分析和解答，進一步探讨了行為财政學理論和方法論的适用性和局限性，以及未來在我國的研究與應用前景。
關鍵詞：行為财政學；财政學困境；公共政策；實驗經濟學
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Daniel Kahneman和Vernon L. Smith将兩個截然不同但又能相互融合的學科交叉重疊，利用認知心理學的分析範式和實驗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人類行為表現和決策，對傳統經濟學理論提出了挑戰；2017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Richard Thaler同樣憑借行為經濟學理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主張要将心理學和行為科學的研究方法納入傳統經濟學理論分析框架，“還人類以本來面目”。行為經濟學被越來越多地融入應用經濟學的實踐中，行為财政學則是行為經濟學在财政學領域的分支，深入反思了傳統财政學的缺陷和困惑，主張将行為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實驗經濟學的基本研究方法運用到财政政策制定、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規劃等傳統财政學實踐的方方面面。行為财政學由McCaffery和Slemrod首次提出，此後作為現代财政學科的創新性研究領域迅速崛起。
需要指出的是，傳統經濟學固然有缺陷，但這是其難以避免或者說一定會存在的。因為任何學科都不可能将現實生活進行複制，要進行研究，就難免要進行假設，同時舍棄一些其他枝枝蔓蔓的東西。但随着數據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反思傳統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反思試圖将“人”當作“機器”來理解的研究思路。正因為傳統财政學強調了經濟人的理性行為，也導緻其忽視了人在現實生活中非理性的一面。或者說，傳統财政學的貢獻在于成功分析了經濟人的理性行為，而行為财政學則試圖分析财政收支當中的非理性因素（或心理因素）。相較于傳統财政學，行為财政學是一項更具有實踐性和應用性的研究分支，通過分析個人和政府機構的認知偏差和選擇偏誤，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傳統财政學學科難以有效解決的“政府失靈”問題，并更好地發揮了解決“市場失靈”問題的作用，是對傳統财政理論和公共政策制定的補充和發展，也推動現代财政學理論研究跨越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對于我國而言，财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财政部門也在黨領導人民治國理政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十四五”規劃強調了國家的統籌發展和安全問題，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也使我國面臨各種風險挑戰；習近平總書記同樣強調了“我們必須把防風險擺在突出位置”，而隻有依靠更可持續的财政體制，創新财政學研究方法和财政政策制定過程，将财政政策與人民需求和國家發展緊密結合，才能有效應對公共風險。科學的财稅體制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須堅持财政的高質量發展，切實做到“以政領财，以财輔政”，制定有效的公共财政政策來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将财政的宏觀大局觀和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需求密切結合。行為财政學則能夠将宏觀和微觀相統一，一方面仍然利用傳統财政學理論進行頂層設計，制定并出台公共政策；另一方面從個人行為分析入手，運用實驗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改善并提高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和精确性，解決傳統财政學難以解決的問題。
基于此，本文第一部分總結了傳統财政學的兩大理論基礎，第二部分進一步梳理了傳統财政學的實踐困惑，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則從行為财政學的理論範式和方法論入手，利用具體研究案例和實踐案例闡述了如何應用行為财政學解釋和分析财政現象，最後提出了行為财政學的應用前景和發展方向。
傳統财政學認為，财政學的基本作用在于解決市場失靈，而信息不對稱和外部性則是導緻市場失靈的主要原因。市場中信息不對稱現象的存在，會引發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而外部性問題的存在，使部分商品的供求難以依照市場中“成本收益對等”的原則實現。這些問題使政府對市場的介入和幹預成為必要，因此也形成了傳統财政學的主要理論基礎。
肯尼斯·阿羅總結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一般均衡模型，并在此基礎上首次提出了“市場信息”的作用。當市場上隻存在生産者和消費者時，隻要消費者的偏好和生産者的技術同時具有某些合理的經濟特性，比如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和邊際收益遞減規律，在消費者和生産者均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完全競争性市場上會産生一組價格體系，能夠保證社會資源實現最有效的利用。然而，該結論的前提是生産者和消費者均能得到完整的信息，但在現實經濟活動中，信息往往是不完整且不對稱的。Akerlof據此提出著名的“檸檬市場理論”來解釋現實生活中的信息不對稱現象。産品質量的不确定性可能會導緻信息不對稱，進而還可能對市場效率産生負面影響。一般情況下，買方無法觀察到每個具體商品真正的質量情況，在大多數的市場環境中，買方對商品質量的基本了解往往僅限于市場的平均價格。在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其他的強制力量來規避此種現象，賣方就會依據效用最大化的原則，被激勵着售賣低質量的産品以實現收入的最大化。如果這種情況長期存在，商品的質量和有效的市場規模都會逐漸退化，甚至出現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和道德風險（Moral Hazard），這種情況下的市場均衡僅是一種低效率的平衡。
信息不對稱是某些特定市場活動的一個基本特點。在一些經濟體中，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或經濟轉型國家，由市場不完善引起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非常突出，因此這些國家的政府機構通常會發揮更大的作用。解決市場信息不對稱問題，宏觀調控市場的合理運行也成為政府部門的一大經濟職能，政策制定者在決策過程中一方面要充分考慮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消極影響，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利用好信息不對稱的優勢，從而使政策效果最大化。
市場機制并非總是完美的，無法在任何情況下都達到帕累托最優。其中一類導緻市場失靈的現象在财政學中被歸納為外部性理論。解決外部性問題是需要政府幹預市場的經典案例。在存在外部性問題的情況下，市場價格無法真正反映社會的成本和收益，并沒有達到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均衡。
解決外部性問題的關鍵則要依賴财政工具，主流解決思路分為三類。一是将外部性内部化。比如解決環境污染負外部性的“庇古稅”就是通過征稅的方式将污染内部化為企業生産。二是由政府重新界定外部性産品的産權。如著名的“科斯定理”認為，隻要交易成本不為零，就能夠利用産權的明确定義來實現資源配置的最佳效率，從而在不放棄市場機制的情況下克服外部性的問題。我國如今對“科斯定理”最直接的應用是在政府主導下構建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通過界定和買賣碳排放權，使用市場機制來實現減排的目标。三是由政府财政直接提供公共物品。對公共物品的分析認為，由于個人純粹是利己主義者，在沒有政府幹預的情況下，私人均衡将導緻公共物品供給不足。原則上，政府可以采取行動，使所提供的公共物品水平更接近個人福利最大化的水平，從而改善供給不足的結果。
雖然财政常被用于解決市場外部性問題，但随着國家财政在經濟活動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财政外部性”問題也逐漸顯露。依據市場外部性的概念，财政外部性可以定義為未在稅收當中反映的公共物品或服務的交易成本或收益。類似地，财政外部性也可以分為正外部性（即收入外部性）和負外部性（即成本外部性）。财政外部性是影響财政資源配置效率的最直接因素。當政府扭曲了其對财政資源的利用能力，就可能使得政府現有的财政分配關系受到扭曲，進一步破壞政府财政收支系統的公平和穩定。
傳統财政學以“理性經濟人”為基礎建構了基本的假設前提，将人抽象化為遵守規則的“機器”，主要目的是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但現實中的人并不總是理性的，可能會存在各種類型的認知偏誤和選擇偏好，這也導緻嚴格依據财政學理論所制定的财政政策在實際運用中并不總是能發揮出最佳效果，由此也産生了“養老問題”“稅收遵從之謎”“财政幻覺”。
心理學和行為科學作為獨立已久的學科，可被廣泛運用于許多不同領域學科進行研究，形成獨特的前沿交叉學科，對人性進行全方位、多維度的探讨。人類本能有許多非理性心理和行為驅動着我們的決策與選擇，産生“心理效應”和“認知偏差”。腦電波實驗和眼球運動實驗等現代科學技術和實驗方法的結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我們認識人類心理，政策制定者也要在做決策時，逐漸将其納入政策框架，才能使得政策發揮最大效用。
個人認知偏差的案例在現實生活中十分常見，可簡要歸納為圖1中的10種常見情況。曝光效應指人們會更加偏好自己熟悉的事物，這是互聯網平台能夠通過“大數據殺熟”獲取不正當收益的心理學理論基礎，也是國家強調對互聯網産業加強監管的理論基礎；羊群效應指個人通常具有随波逐流的傾向，這也是時尚潮流能夠盛行的原因；可得性偏差指人們往往根據自己所獲得的部分信息做判斷，無法從更為客觀的視角進行選擇；後視偏差指人們會在事情發生後認為自己在之前已經預先得知結果，日常生活中被稱為“馬後炮”；基本歸因偏差也是人們在信息獲得不完全的情況下通常所産生的一種局限性思維定式；幸存者偏差更接近于一種邏輯謬誤下所産生的錯誤認知；後悔也是較為常見的心理偏差，指在個人已知某項錯誤的決策會帶來損失時，仍然進行選擇，就會産生後悔的情緒，但當其作為一項選擇的沉沒成本時，後悔的情緒就是沒有必要的；雙曲貼現指相較于日後獲得更多報酬，現實中的個人有時仍然傾向于選擇眼下的利益；樂觀偏差則類似于過度自信的心理狀态；投影偏差則是一種錯誤預知未來效用的傾向。
這些個人認知偏差的存在正是造成選擇性偏差的原因所在。選擇性偏差是指人們在估計某些事件發生的概率時，常常根據自己對特定事件的代表性觀點或某種心理來評估。通過将事件劃分為單獨幾個典型的類别，忽視某些其他潛在可能的客觀條件，結果就是人們傾向于在實際上是随機模式的數據中“看到”有序排列，從而導緻系統性的預測偏差。個人認知偏差和選擇偏誤的存在也導緻許多傳統的财稅政策無法有效發揮預期作用。2014年我國頒布了新修訂的《預算法》，規範了禁止地方政府隐性舉債的“明規則”，但這一規則并未在各地都被重視并遵守。地方官員的心理狀态和認知選擇對地方債務擴張具有重要的影響，正是這種心理因素造成了決策過程中各環節的脫鈎。因此，在具體的政策實施環節，不能僅僅強調制度的作用和決策過程，更要深入理解決策者背後的心理狀态，對官員的決策活動展開“行為透視”。
養老問題也是個人認知偏差的一大典型社會問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通常認為個人會追求一生效用最大化，因此在年輕的時候儲蓄似乎是理所應當的。但事實上，近視偏好會導緻年輕時過度消費，遠視偏好則會影響當下的消費能力，因此政府才會利用财政決策平衡個人一生的收支行為。傳統财政學提出依靠财政政策來緩解這種個人非理性所帶來的問題，在此基礎上，行為财政學又進一步提出透明化财政政策制定過程,減少“家長制”制度作風等過程和步驟。而如果這種近視偏好的産生與心理學中的隔離效應有關,就可以依靠構建個人心理賬戶來減輕這類問題。
理性經濟人假設不完全符合現實的局限性和狹隘性早已受過諸多質疑，然而以往對經濟人假設的批判往往停留在思辨層面上，并未提出更完備的理論架構和具備可行性的改進方案。社會偏好（Social Preference）理論對傳統經濟人假設提出反駁，認為将個體表達的偏好加總形成的群體偏好無法代表整個社會的偏好。社會偏好理論依托實驗經濟學的實證證據，建立起相對完善和成熟的經濟學模型，從而更具備學理上的建設性。
行為經濟學中的社會偏好表達了與個人“自利偏好”相對立的立場，即個人不僅關心自己的物質利益，也會關心他人的利益，社會偏好也是個人效用函數的重要組成部分。常見的社會偏好可分為三種，包括利他偏好、差異厭惡偏好以及互惠偏好，分别對應着人們的善良、公平和互助行為。主流财政理論認為，公共物品雖然是社會的共同需要，但社會成員更傾向于以“搭便車”的方式享有公共物品或服務，産生類似于“囚徒困境”的個體理性而集體非理性的社會困境，因此需要依托政府的介入和幹預來提供公共物品。但這一邏輯并不總是成立。公共經濟學中關于社會偏好的一個經典案例是慈善活動。《2019年度中國慈善捐助報告》顯示，2019年我國接受的捐贈總額達到1701.44億元，物資捐贈和現金捐贈都有所增加，捐贈款項在扶貧、醫療、教育和救災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社會慈善事業發展再上一個台階。
Allingham和Sandmo通過經典的逃稅模型（又稱“A-S模型”）對偷逃稅問題進行分析，認為稅務機關的稽查率和罰款率對納稅人的逃稅行為有重要影響。然而，有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卻發現，現實中的逃稅水平比“A-S模型”預測的要低，即假使稅務機關的稽查率和逃稅處罰力度較低，大多數納稅人依然會選擇依法納稅。反而當稽查率和罰款率過高時，納稅人會有強征暴斂的感覺，導緻産生逆反心理，加劇稅收不遵從行為。這些現象統稱為稅收遵從之謎。
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研究非經濟因素對稅收遵從的影響。有學者指出，除稅制公平、稽查率等客觀因素外，個人價值取向和風險偏好都會影響稅收遵從行為。Kirchler等提出，盡管在經濟學的分析上，逃稅（Tax Evasion）和避稅（Tax Avoidance）的出發點和最終結果相同，但這兩個不同概念在法律上和社會公衆的道德認知中都有不同，這種對稅收概念不同的道德認知也是影響社會稅收遵從行為的重要因素。Chung和Trivedi則認為，相對于稽查和罰款等威懾性措施，對納稅人進行友好勸說更有助于提高納稅人稅收遵從度；換句話說，在稅收遵從問題上，“柔性執法”效果更好。另外，納稅人情緒也逐漸引起了稅收遵從研究者們的注意。Murphy進行的長期調查和數據分析發現，一些納稅人為了減輕稅收負擔會少交稅，但事實上他們并不清楚自己的行為是屬于合法的稅收籌劃還是利用稅法漏洞進行的違法逃稅。如果稅務機關采取強迫或威懾手段希望提高納稅人的稅收遵從度，可能導緻納稅人對稅務機關權力的正當性産生懷疑，從而适得其反。
影響個人稅收遵從的除了經濟因素外，還有人類自然屬性、稅收道德認知、稅法的公平性、稅務機關的态度、心理情緒等諸多非經濟因素。将個人行為特征和心理因素運用到稅務部門日常稅收征管工作中，将會對減輕稅務部門稅收工作負擔、提高工作效率和提升納稅人稅收遵從度發揮重要的作用。因此，行為财政學主張使用“助推”的方法激勵納稅人，比如利用研發費用加計扣除而非直接的政策性補貼，能更有效地鼓勵企業研發創新。利用行為财政學的研究方法應對财政問題，對于在新發展階段降低财政政策成本、改善财政政策效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針對性，也是我國現代财稅體制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
财政幻覺是指财稅政策會利用個人認知偏差，使得納稅人産生納稅負擔較小，或是享受的公共利益較大的幻覺。近年來，一直有學者和人大代表在我國竭力推動零售商品價格在面向終端消費者時分别列示價格與稅款。這種做法在國外如美國和日本已經十分平常，但是我國長久以來一直延續的是價稅合一的傳統。從财政幻覺的角度來看，這種将稅收隐含在價格中的做法大大提升了财政幻覺，使得納稅人低估了自己獲得的公共物品的代價。引起财政幻覺的原因主要有三種：一是稅收和支出分離的特性，比如納稅者會抱怨稅負過重卻難以意識到自己正享受着國家所提供的公共服務；二是間接的支付結構和複雜的稅制，增值稅納稅者通過這一途徑将稅負“無形中”轉嫁到消費者身上；三是稅收征收方式，比如年度征收或月度征收，會帶來不同的稅收感知。
近年來，我國一直強調要提高所得稅在全部稅收收入中的比重，這是因為自“營改增”以來，以增值稅為主的間接稅仍然占據了我國全部稅收收入的“半壁江山”。在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下，人們通過所得稅繳納的稅款更少，而更多地通過銷售稅繳納。個人所得稅“稅感”強烈，導緻我國個人所得稅改革始終在向着邊緣化的方向發展。我國個稅規模和比重的“侏儒化”極大限制了個稅調節收入差距等政策目标的實現，更無法實現收入籌集功能。如果增值稅同樣轉向銷售稅，加之推進房地産稅改革，會導緻我國稅制整體“稅感”增強，如果都步個人所得稅的“困境”，那麼未來我國稅制的财政收入籌集基本功能将岌岌可危。
傳統财政學彌補了對市場失靈問題的解釋，然而，現實生活中也存在很多傳統财政學無法解釋的經濟現象。心理學和行為科學的引入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解決傳統财政學難以解決的問題，由此為基礎，運用行為财政學的研究方法和分析範式進行政策評估和政策分析，将會幫助我們進一步模拟個人行為選擇，最大化政策效果。
不同于傳統财政學學科，行為财政學尤其重視心理因素和行為因素對政策制定的影響，以此為基礎，McCaffery和Slemrod歸納了行為财政學的三大研究範式，即形式要素、時間要素和遵從要素（圖2）。形式要素所涉及的問題主要與個人選擇性偏差相關，這種認知偏差的存在使得傳統的理性假設受到經濟學家的質疑。政府官員對某項政策的表現形式不同會使财政政策的結果存在差異，也會增加公共部門的風險。克服形式要素消極影響的基本方式有三種：一是引導公民更好地認識财政政策，通過普及教育提高民衆素養，但這需要較高的時間成本和财政資金；二是通過政府官員的委托代理模式來構建公共财政領域的套利機制，減少非理性認知偏差的影響，但公共部門的套利行為可能面臨更大的風險，也進一步增加了公共财政的風險；三是使行政過程透明化、規範化，減少行政偏差。相對而言，使用這種方式能夠減少财政風險，并以較低的成本修正個人行為偏差，但困難點就在于透明化技術的普遍推廣。
時間要素與個人跨期選擇的偏好相關，是由于時間不一緻性和個人自我控制差異所緻。時間不一緻性的普遍存在引發了财政對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問題的關注，這類政策在抵消非理性消費者的當期近視偏好負面影響的同時，也會給财政帶來一些不利影響，比如因老年人口的增加而過度消耗财政資源，導緻政府增加負債性收入，會對未來造成财政風險。行為财政學對此提出的解決方法是進一步透明化财政政策制定過程，減少“家長制”和“命令制”的制度作風。如果時間不一緻性與隔離效應有關，就可以依靠構建個人心理賬戶來減輕這類問題。
行為财政學的第三個研究焦點是關于納稅問題，即遵從要素。Frey認為，有時候政府對逃稅行為約束力度的增加反而會對個人内在動機産生一種擠出效應，更具有懲罰性的執法措施會讓人們覺得自己必須納稅，而非根據自身意願選擇是否納稅。公平性也會影響個人納稅意願，如果說公平的稅制有利于減少逃稅行為，在一個制度更加公平的國家，逃稅的成本往往更大。此外，如果政府提供了不合乎民意的公共物品，居民個人也會發現這種不公平和不合理，從而選擇逃稅。然而，稅收遵從之謎通常與很多因素密切相關，不僅僅包含制度因素和個人心理因素。舉例說明，軍事性支出在戰争時期通常被認為是合理的，但在和平時期則較難被民衆認可；再比如，福利性支出有時候是一種提高社會整體福利的财政支出，因此會得到認可，但有時候又會被視為國家經濟衰退的來源。
行為财政學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實驗經濟學。現實的社會經濟系統可抽象成三大要素，即環境要素、制度要素和行為要素（或心理要素）。傳統經濟學研究方法往往忽視行為要素，即人的社會屬性，而隻重視環境和制度規則的重要性；實驗經濟學的方法則更強調行為要素，回歸經濟規則對個體行為的影響本身。實驗經濟學特指經濟學家通過創造出與實際經濟運行狀态相同或相似的實驗環境，随機或根據實際經濟社會規則挑選被試對象，通過改變研究命題所關注的“實驗參數”獲得數據結果，并整理和分析得到實驗數據，用于檢驗經濟理論或個人預期行為是否成立，或發現新的經濟理論并為行為決策提供理論基礎。
在運用實驗經濟學研究經濟問題或觀察主體行為決策時，最關鍵步驟有三。一是實驗前準備，這一步是實驗成功的關鍵。首先要根據經濟學命題明确自變量和因變量，并據此設置實驗組和對照組。一般情況，實驗組和對照組首先要滿足“随機選擇”的基本要求，最好是盡可能相似的“雙胞胎”，通過這種設置盡可能排除外在因素的幹擾，在實驗前也要完成“前測設計”，即測量兩組被試者的基本經濟特征；其次，要盡可能做到“仿真”，即創造與實際經濟狀況相同或相似的經濟環境和社會規則。二是實驗過程中要随時觀測并記錄被試者的行為反應以及狀态的改變，這一過程中同樣要盡量避免行為誘導等外在因素幹擾。三是實驗後，通過“後測設計”重新對被試者的特征進行測量，并整理、加工和分析實驗數據。
在行為财政學的研究中，通過實驗的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梳理和分析導緻個人行為偏誤的原因和糾正方法，并優化政府的管理手段。當前常将實驗經濟學運用到公共物品提供和公共政策制定、稅收征管和納稅遵從，以及個人對稅收行為反應的财政學研究中。基本的實驗方法可分為實驗室實驗和實地實驗，相較而言，實地實驗更加貼近理論現實，因此也成為當前多數政策出台前的檢驗方法。例如，為确保政策制定無誤，我國在正式出台各類财政政策前，會設立“試點”或“試驗區”，這屬于典型的實地實驗，也是一種廣義上的實驗經濟學方法應用。在實際經濟社會系統中運用實驗經濟學的方法，一是要在整個實驗階段排除研究命題之外的其他幹擾，确保實驗結果的準确；二是要注意實驗結果的有效性，即注意結論是否有偏，是否适用于解釋現實經濟現象。
1.公共政策的制定
行為财政學在公共政策制定領域的應用範圍非常廣泛，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政策的制定都是其較為重要的應用領域，均可通過實驗經濟學的方法來實現政策的優化。因此，行為财政學在政策制定領域的運用不僅成為學術研究的焦點，也成為當前各國最為廣泛的實踐。
總結當前基于行為财政學的學術研究，較多學者均利用實驗的方法，關注行為财政學在教育、醫療和社保政策制定領域的具體應用效果。第一，義務教育領域的政策制定。Fryer等關于發展中國家教育激勵的兩項調研發現，教師缺勤率高是阻礙教育質量提升的關鍵因素。印度的一項教師激勵計劃并非按照固定工資支付報酬，而是将教師薪酬與工作天數挂鈎。研究發現，與固定工資相比，績效制的工資支付方式使得教師缺勤率下降了21%。肯尼亞政府針對教師缺勤問題同樣出台了一項激勵計劃，同樣發現相對于其他課程，在教師受到薪酬激勵的相關課程上，學生的表現有所提高。這些研究表明，當激勵機制與直接影響預期結果的行為聯系在一起時，效果會更好。第二，醫療和社保領域的政策制定。社會保障制度和醫療保險制度是運用行為财政學“時間要素”解決個人近視偏好的典型案例。Carroll等通過實驗經濟學的方法，研究了美國401（K）儲蓄計劃登記制度與個人行為的關系，發現隻有在調動員工積極性，讓員工主動做出“積極參與”的決策時，平均儲蓄率和累積儲蓄才會增加。在強制儲蓄的情況下，個人隻會以最低儲蓄率參與養老儲蓄計劃。
從國家層面的具體實踐來看，應用行為财政學最為著名的一項實踐是2010年英國成立的“行為洞察力團隊”（Behavioral Insights Team）。該團隊通過“EAST”決策機制有效地将行為财政學運用到政策制定領域，即簡明扼要地呈現決策信息（Easy），通過個性化和具有吸引力的方式增加民衆對決策的關注度（Attractive），利用多種社會途徑擴散決策信息（Social），及時采取行動落實政策并及時進行反饋（Timely）。該團隊自稱将“行為經濟學和心理學理論觀點應用于公共政策和服務”。團隊成立以來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通過事先的政策設計和測試，運用行為财政學在經濟增長、勞動力市場、文化教育、衛生事業等領域制定财政政策，推動政府實現了稅收、失業和節能等領域的政策目标，也總結了特有的實踐經驗。
2.稅收遵從問題
在政策執行層面，行為财政學最為典型的運用是個人行為與稅收遵從間的關系。除了“A-S逃稅模型”所重視的稽查率和懲罰力度等因素外，個人稅收道德、政府征稅方式和政府對個人的稅收信任都會影響到稅收遵從度。Fisman等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研究了美國公民财富水平和納稅征收的意願，發現财富水平越高的公民越同意征收财富稅，該結果體現了個人互惠和利他的行為特征。從行為财政學“形式要素”的角度分析，政府稅收征管方式的不同也會影響到個人稅收遵從，有時候僅需要向納稅人發送一些包含道德義務提醒、審查規範提醒的信息，就能夠以成本較低的征管方式換取到更大的稅收遵從度。此外，政府對個人的稅收信任也會影響到稅收遵從，過多的信息提醒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府對個人的不信任，反而會降低個人的遵從意願。
3.納稅者對稅收的行為反應
除了納稅者的稅收遵從外，政策執行層面的另一項研究是納稅者對稅收的行為反應，即納稅者對不同類型稅收政策的實際“稅感”。學術研究更關注稅收行為反應對勞動力的影響。McCaffery和Baron的研究已表明，個人往往無法準确認識到其所承擔的稅收負擔，通過弱化稅負感知可以一定程度上保證稅收收入。Sausgruber和Tyran研究了不同主體對不同類型稅收（直接稅和間接稅）的反應，從理論上來看，個人稅收反應應該是相同的，但實際上卻表現出差異化反應。如前所述，納稅主體往往産生财政幻覺，納稅者對所得稅等直接稅“稅感”強烈，而對消費稅或其他間接稅“稅感”更弱。此外，當稅負分配給許多較小的納稅主體時，納稅者往往會低估總稅負。
從國家層面的具體實踐來看，我國在個人所得稅政策的設計和改革中已逐步關注到個人對所得稅總體稅負的行為反應，一方面通過全年綜合征收的方式弱化個人對總體稅負的感知，另一方面在清繳階段通過專項扣除和稅收返還的方式給予納稅者激勵和“減負”的感覺。此外，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我國集中出台了多項針對小微企業的減稅降費措施，稅收優惠政策更關注小微企業等較小納稅主體對稅收政策的行為反應。2022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則表明，通過“抓大放小”，對小微企業實施一次性全部退還的留抵退稅政策，更有利于激發小微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的活力。
行為财政學在實踐中的适用條件和局限性均與其基本研究方法，即實驗經濟學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相關。
1.實驗經濟學方法的有效性
确定經濟學實驗是否有意義的關鍵在于是否有效，即是否能同時實現外部有效性和内部有效性。按照Guala的定義，内部有效性是指特定實驗中的因果關系解釋，而外部有效性則強調特定實驗的解釋是否能夠一般化，用于解釋其他類似的環境。多數經濟學家均認為經濟學實驗的内部有效性通常容易實現，關鍵在于是否能夠實現外部有效性。Levitt和List指出，實驗室實驗在解釋現實問題上還是比較欠缺。但Guala則表明，要将實驗的定位和作用界定清晰，若将其作為溝通理論和現實的橋梁時，更應該重視其内部有效性。即使因為實驗設計等方面的原因導緻實驗室實驗在外部有效性方面更弱，也不妨礙用實驗的方法解決經濟學問題。
為彌補實驗室實驗外部有效性不足的問題，實地實驗的方法應運而生。Al-Ubaydli 和List認為實驗室實驗在發現數據的定性信息方面更有效，而實地實驗則在發現數據的定量信息方面更有效。換句話說，實地實驗的外部有效性方面優于實驗室實驗。我國目前在财政領域更多使用實地實驗的方法，如政策“試點”或“試驗區”的設立。然而，即使提前設立了“試點”和“試驗區”，由于各地實際情況差異較大，實地實驗的外部有效性仍然受到了挑戰。我國2022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特别強調了“各地也要結合實際，依法出台稅費減免等有力措施，使減稅降費力度隻增不減，以穩定市場預期”，這正是關注到區域間發展階段的差異，下放給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權，目的是不斷提高政府的運行效率，使廣大市場主體真正受益。“試點先行，因地制宜”也成為行為财政學運用實地實驗出台政策的基本邏輯思路。
2.實驗經濟學方法的可操作性
實驗經濟學的另一個問題是實驗設計問題。第一，實驗設定上存在成本效益是否對等的問題。如若實驗設計不合理，不僅會直接導緻實驗的失敗，更會造成巨大的财力損失和人力損失。第二，實驗設計要求很強的可控性，通常會去除掉現實社會複雜因素的幹擾，仿真創造一個最簡潔和真實的經濟系統。這反而導緻經濟學家對實驗室實驗的質疑。第三，很難設計出與真實經濟社會規則完全相似的實驗環境，因此實驗結果也可能與真實經濟狀況并不符合。第四，樣本選擇上，一方面選擇樣本的可代表性往往受到質疑，另一方面也很難選擇出相似的實驗組和對照組，這也直接導緻了實驗的有效性被質疑。
由于實驗室實驗往往面臨上述較大的設計困難，我國現在更多運用實地實驗的方法。相較而言，實地實驗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實驗室實驗的上述局限性。基于真實經濟系統選擇試點樣本，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對實驗室實驗過高可控性的要求，也不需要過度關注“創造與真實經濟系統相一緻的實驗環境”這點要求。但在成本收益問題以及樣本選擇問題上，實地實驗同樣面臨着較大的困難和風險。因此必須更為謹慎地使用和對待實地實驗，在确定樣本前做好充足的準備工作，比如借鑒他國經驗選擇被試城市，或做好調查研究以确定被試對象。在整個實驗階段則要随時發現和整理可能的問題，觀察納稅人等行為主體的真實反應。
行為财政學的基本研究範式和分析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補充和發展了傳統财政學理論，不僅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廣泛關注，更是被很多國家應用于财政收支和政策制定領域，有效提高了政府官員财政決策的科學性和有效性。繼2010年英國“行為洞察力團隊”成立以來，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丹麥和法國等一些國家也逐步将行為科學運用到政策制定層面；世界銀行、歐盟和經合組織也相繼将行為科學和心理學的分析方法納入決策過程。
相較而言，我國對行為财政學的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均處于起步階段，而實驗經濟學方法的局限性也使得其在我國财政實踐中的應用面臨較大的困難。但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開始關注行為财政學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研究方向更多聚焦在将實驗經濟學應用到稅收征管和政策制定方面，通過對照試驗比較個人的行為決策對稅收征管的影響。事實上，鑒于行為财政學的科學性及其對現實問題強大的解釋力和引領發展能力，我國政府在決策過程中已“不自覺”地将行為财政學運用到政策制定的各個環節，比如各類率先實施政策的“改革試點”正是在以“實驗”的方式對政策進行調試。未來對行為财政學更深入的研究和對“助推”方法的深度應用，一定能夠推動我國财政學科的建設和發展，進而通過優化各項财政政策和收支決策，保障财政高質量發展，推動整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國家治理現代化。
【引用格式】馬海濤、白彥鋒、嶽童：《傳統财政學的實踐困境與行為财政學的應用》，《新文科教育研究》2022年第2期，第102-1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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